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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升降散方原為治療瘟疫之方，在《二分晰義》中治療災后之疫病。楊栗山也取用其治療瘟疫：“乙亥、丙子、丁丑，吾邑連歉，溫氣盛行，死者枕藉。予用此散，救大證、怪證、壞證、危證，得愈者十數人，余無算。更將此方傳施親友，貼示集市，全活甚眾。”

    但讀《傷寒瘟疫條辨》可知，楊栗山筆下的瘟疫主要是指伏氣溫病，全書主要在論述傷寒與伏氣溫病的不同。由升降散加減出的治溫十四方，更多地是在論述對伏氣溫病的治療。升降散原方大黃量獨重，也許原方君藥即為大黃，用治瘟疫。經楊栗山加減出治溫十四方，大部分方中大黃用量較輕，而以僵蠶、蟬蛻為君、為臣，實際上已由治療瘟疫轉為治療范圍更廣的伏氣溫病。盡管在這點上，楊本人也許并不明朗。

    楊栗山筆下，升降散主治溫病表里三焦大熱者。“溫病亦雜氣中之一也，表里三焦大熱，其證治不可名狀者，此方主之。”又進一步說明：“如頭痛眩暈，胸膈脹悶，心腹痛痛，嘔噦吐食者；如內燒作渴，上吐下瀉，身不發(fā)熱者；如憎寒壯熱，一身關節(jié)酸痛，飲水無度者；如四肢厥冷，身涼如冰，而氣噴如火，煩躁不寧者；如身熱如火，煩渴引飲，頭面猝腫，其大如斗者；如咽喉腫痛，痰涎壅盛，滴水不能下咽者……外證不同，受邪則一。凡未曾服過他藥者，無論十日、半月、一月，但服此散，無不輒效。”又謂：“溫病總計十五方，輕則清之……重則瀉之……而升降散，其總方也，輕重皆可酌用。”

    可以看出，明白了這里所說的溫病也就明白了升降散方的主治。那么，如何認識楊栗山筆下的溫病呢？

    對溫病的認識，楊粟山在自序中交代了他思路的啟源：“一日讀《瘟疫論》，至傷寒得天地之常氣，溫病得天地之雜氣，而心目為之一開。又讀《纘論》，至傷寒自氣分而傳入血分，溫病由血分而發(fā)出氣分，不禁撫卷流連，豁然大悟。”

    溫病病發(fā)于里：“凡傷寒自外之內，從氣分入，始病發(fā)熱惡寒，一、二日不作煩渴，脈多浮緊，不傳三陰，脈不見沉。溫病自內而外，從血分出，始病不惡寒而發(fā)熱，一熱即口燥咽干而渴，脈多洪滑，甚則沉伏。”

    溫病的病機為“怫熱郁滯”：“凡溫病脈不浮不沉，中按洪、長、滑、數，右手反盛于左手，總由怫熱郁滯、脈結于中故也。若左手脈盛，或浮而緊，自是感冒風寒之病，非溫病也。”

    溫病的病因為伏邪：“凡邪所客，有行邪，有伏邪……行邪如冬月正傷寒……先伏而后行者，溫病也。”

    溫病的治法在于清與瀉：“傷寒得天地之常氣……急以發(fā)表為第一義……溫病得天地之雜氣……治法急以逐穢為第一義。上焦如霧，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漚，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如瀆，決而逐之，兼以解毒。惡穢即通，乘勢追拔，勿使?jié)撟?。所以溫病非瀉則清，非清則瀉，原無多方，時其輕重緩急而救之。”

    由以上論述我們可以看出，楊栗山筆下的溫病既非廣義溫病，也非狹義瘟疫，實為伏氣溫病。

    同屬于清代的溫病學家，楊栗山年齡大約較葉天士小38歲，較吳鞠通大53歲。但楊栗山從伏氣溫病立論，葉天士、吳鞠通從外感溫病立論，彼此在學說上似乎無絲毫影響。明確這一點，對我們理解和使用銀翹散方、升降散方是至關重要的。

    民國醫(yī)家柳寶詒在《溫熱逢原》中有專論“伏氣發(fā)溫與暴感風溫病原不同治法各異。”論中指出：“……伏氣由內而發(fā)，治之者以清泄里熱為主，其見證至繁且雜，須兼視六經形證，乃可隨機立法。暴感風溫，其邪專在于肺，以辛涼清散為主，熱重者兼用甘寒清化，其病與伏溫病之表里出入，路徑各殊，其治法之輕重深淺，跡屬迥異。近人專宗葉氏，將伏氣發(fā)溫之病，置而不講，每遇溫邪，無論暴感伏氣，概用葉氏辛涼輕淺之法，銀翹、桑菊，隨手立方，醫(yī)家、病家，取其簡便，無不樂從。設有以伏氣之說進者，彼且視為異說，茫然不知伏氣為何病……”

    當然，專宗楊氏，不講外感溫病，恣用升降散，同樣也不可取。

    做學問，可以以偏立論。做臨床，必須中正，不可偏執(zh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