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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BS是消化內科門診最為常見的一種功能性胃腸病。按羅馬Ⅲ標準,IBS以腹痛或腹部不適伴隨排便或排便習慣改變?yōu)樘卣?。結合亞洲人群包括中國人的IBS特征,將IBS定義為以腹痛、腹脹或其他腹部不適為主要癥狀,排便后癥狀改善,常伴有排便習慣[頻率和(或)性狀]的改變,缺乏臨床常規(guī)檢查可發(fā)現的能解釋這些癥狀的器質性病變。目前關于IBS的流行病學資料較多,這對于IBS的病理生理機制研究及臨床治療方法選擇有一定的意義。現就IBS患病情況、危險因素、就醫(yī)情況及其影響等進行闡述。
IBS的患病情況
IBS在人群中的總體患病率:各個國家調查的IBS患病率差異較大。在全球范圍內,IBS患病率從1.1%至45.0%不等,其中東南亞地區(qū)總的IBS患病率最低(7.0%),南美地區(qū)最高(21.0%)。這種差異除了與各國不同的社會、文化、地理和環(huán)境因素相關外,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采用的IBS診斷標準和用于調查的問卷質量各異。同一研究采用不同的診斷標準,IBS癥狀人群的總體患病率也有很大差異。熊理守等在中國廣東省的調查中,發(fā)現符合Manning標準的IBS的標化患病率(11.50%)高于羅馬Ⅱ標準(5.67%)。Lovell和Ford對各個國家不同診斷標準下IBS的患病率進行了統(tǒng)計分析,總體而言,羅馬Ⅰ標準下IBS患病率最低,而采用Manning標準的IBS患病率最高。
另外,有研究發(fā)現不同時期研究中的IBS患病率存在近年IBS患病率增加的趨勢。Lovell和Ford在2011年統(tǒng)計已發(fā)表的研究,發(fā)現1981年至1990年間總體患病率為8.5%,1991年至2000年為12.0%,2001年至2010年為10.9%,2011年為21.0%.關于IBS總體患病率情況,由于各個研究間的研究地區(qū)、納入研究人群特征和診斷標準均不同,所以相互之間異質性較大。Liu和Hou在對中國IBS的綜述中提出,在中國人群中符合羅馬Ⅱ標準的IBS患病率為5.0%——6.0%,其中大學生及中小學生人群中分別為15.7%和20.2%,依地域、調查方法、調查對象和診斷標準不同存在較大差異。
IBS癥狀人群的性別與患病率的關系:目前,多數研究認為IBS典型癥狀的發(fā)生女性高于男性。在一項關于性別與IBS患病率的Meta分析中,納入分析了全球共55項研究,發(fā)現女性總體患病率為14.0%(95% CI為11.0%——16.0%),男性為8.9%(95% CI為7.3%——10.5%),兩者OR值為1.67(95%CI為1.53——1.82)??傮w而言,世界范圍內女性IBS的患病率要高于男性,而且女性患者更傾向于罹患便秘型腸易激綜合征(constipation-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C),男性則更傾向于腹瀉型腸易激綜合征(diarrhea-predominant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D),不同性別對于混合型腸易激綜合征(mixed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IBS-M)的易患性差別不大。對于國內的研究,熊理守等在廣東的調查發(fā)現,IBS男女患病率為1:1.34(按Manning標準)和1:1.25(按羅馬Ⅱ標準)。不同性別IBS患病率存在差異,這是一種生物學現象還是由社會文化因素所致,目前尚無定論。有研究認為可能是由于男性和女性對癥狀記憶的不同,男性對非疼痛性癥狀的記憶更為準確;另有研究認為可能與兩性在激素方面存在不同相關。Adeyemo等對IBS患者人群中女性月經周期、絕經及激素替代療法等因素進行分析,發(fā)現女性在月經期會表現出更為嚴重及更高頻率的IBS癥狀,絕經后的女性可能出現胃腸道癥狀發(fā)作更為頻繁的趨勢,使用激素替代治療的絕經后女性可能更加易患IBS.因此,性別在患病率方面的差異對進一步的病理生理機制研究可能存在提示意義。
IBS癥狀人群的年齡與患病率的關系:IBS的典型癥狀可以發(fā)生于任何年齡組,但多數調查顯示各年齡組的IBS患病率并不相同,其中不少調查提示IBS的患病率在老年人中存在降低的趨勢。最近一項Meta分析納入了世界范圍內共23項調查研究,統(tǒng)計結果提示隨著人群年齡增長IBS患病率存在下降趨勢,小于40歲人群患病率為11.0%,40——49歲人群為9.6%,50——59歲人群為7.8%,60歲及以上人群為7.3%,各年齡組間差異無統(tǒng)計學意義(P>0.05),總體而言,IBS患病率以中青年為高。在中國北京和廣東省進行的調查中雖未發(fā)現各年齡組間IBS患病率存在顯著差異,但仍以中青年為多見。
IBS癥狀人群的社會特征與患病率的關系:目前,關于IBS癥狀人群社會特征的研究主要從經濟收入、教育程度、婚姻狀態(tài)、城鄉(xiāng)差異等方面進行分析,不同研究結果各異。在對巴基斯坦一個低收入城市進行的調查發(fā)現,高收入和低教育水平與男性IBS存在相關性,已婚和高生活壓力評分與女性IBS存在相關性。美國的一項研究發(fā)現,低收入的家庭其成員有較高的IBS癥狀出現率,高中文化程度以下的人群更易患IBS,婚姻狀態(tài)處于喪偶的人群IBS患病率更高。中國香港的一項研究則發(fā)現,受教育水平、工作狀態(tài)、婚姻狀態(tài)、收入水平均與IBS發(fā)病不存在顯著相關。熊理守等在廣東省的調查認為,IBS癥狀人群的城鄉(xiāng)分布無顯著性差異,各職業(yè)間的患病率亦無顯著差異。由于不同研究所處社會環(huán)境結構各異,所以對于社會特征與IBS患病率的關系尚不能得出傾向性結論。
IBS各亞型的患病情況:根據羅馬Ⅲ標準,IBS依據排便習慣分為IBS-D、IBS-C、IBS-M和未定型腸易激綜合征(unsubtyped IBS,IBS-U)。丹麥的一項調查研究中,根據羅馬Ⅲ標準,IBS-M與IBS-D患病率最高,其次為IBS-C,IBS-U最低。但是在西班牙的一項研究中,根據羅馬Ⅱ標準,IBS-C患病率所占比例最高。歐洲的一項大型多中心調查研究納入8個國家共41984例受試者,根據羅馬Ⅱ標準,發(fā)現IBS-M患病率最高,為63%,IBS-D為21%,IBS-C為16%.熊理守等在廣東省共調查4178人,發(fā)現在239例符合羅馬Ⅱ標準的IBS患者中,IBS-D為177例(74.1%),IBS-C為36例(15.1%),IBS-M為26例(10.8%)。針對不同研究人群,得出的研究結果尚不一致,這也與IBS本身癥狀的波動性,能夠在各個亞型之間相互轉變相關,但總體上更傾向于認為IBS-M患病率最高,IBS-D次之,IBS-C患病率最低。
IBS的發(fā)病率和自然病程:真正基于社區(qū)人群關于IBS發(fā)病率的調查較少。于西班牙開展的一項平均觀察時間為3年的前瞻性研究表明,在社區(qū)人群中,IBS的年發(fā)病率為0.26%;同樣,美國明尼蘇達州的一項為期3年的研究發(fā)現,IBS的年發(fā)病率為0.20%;一項對英國西北部無IBS癥狀人群隨訪15個月的資料顯示,其中3.5%發(fā)展成為了IBS患者;另一**國的研究納入3659名受試者,隨訪時間為10年,其中15%的受試者發(fā)展成為新的IBS患者。由于IBS疾病本身存在癥狀波動、間斷發(fā)作緩解的特點,其自然病程為IBS發(fā)病率的重要影響因素。在Drossman等的研究中,納入了美國和加拿大2個國家共317例女性IBS患者,按照IBS-D、IBS-C、IBS-M分型,觀察隨訪3個月,發(fā)現75%患者會至少1次轉變成另外2種類型,其中IBS-M亞型是最不穩(wěn)定的亞型,并且發(fā)現IBS-M與IBS-C之間的轉換要多于IBS-M與IBS-D;29%的患者在1年內于IBS-D與IBS-C之間互相轉換。對于疾病的預后,在平均隨訪時間為2年的IBS患者中,2%——18%的患者癥狀惡化,30%——50%癥狀保持不變,12%——38%癥狀改善或消失。
IBS就診的情況
IBS的就診率:雖然IBS在初級醫(yī)療和消化??崎T診中非常常見,但是仍有很大一部分符合IBS的癥狀人群并未到醫(yī)院就診,醫(yī)務人員也未曾接觸過這一部分人群。IBS的就診率隨著時間進展存在增加的趨勢,在20世紀90年代初及更早的研究中,僅9%——33%的IBS患者有就診行為。近來的研究中,IBS總體就診率約為40%,世界范圍內就診率約在30%——70%之間。其中,澳大利亞的一項研究顯示IBS就診率甚至高達73%;美國、中國香港及中國**的調查顯示就診率均在50%左右;英國及韓國的研究顯示就診率在30%左右;在中國廣東省,IBS就診率則相對更低,符合Manning標準的IBS疾病人群的就診率為19.0%,符合羅馬Ⅱ標準者的就診率為22.4%.各國之間IBS就診率存在差異的原因暫不明確,可能有以下幾點:選擇樣本的方法不同,如采取招募的辦法不能代表一般人群;各國醫(yī)療體制不同;調查所采用的IBS診斷標準不同,羅馬標準比Manning標準要求嚴格,其診斷的IBS可能癥狀要嚴重一些,就診率就會偏高一點。
促使IBS就診的原因:IBS作為一種慢性疾病,促使IBS患者就診的因素具有多樣性。有研究認為心理因素在決定IBS患者是否就診中起重要作用,就診者或羞于講出自己的癥狀,或存在對健康不利的態(tài)度和信仰,而未就診者則具有更好的生活應對方式。另外,就診者也許存在更大的精神壓力,或近期經歷更多的不良生活事件。而且頻繁就診者多有心理障礙如焦慮癥、抑郁癥,或有兒童時期受虐史。就診者生命質量更為低下,且身心健康狀態(tài)顯著差于未就診者。另外,亦有報道稱IBS就診者較未就診者有更嚴重的腹痛癥狀,或每周出現腹痛的時間更長,或存在其他更明顯的癥狀如腹脹、不正常排便習慣。對于性別是否與就診存在關聯,有研究提示女性稍多于男性,但總體而言不同性別之間無顯著差異。其他人口學特征如年齡和文化背景可能對IBS患者是否就診存在影響。中國**有調查顯示年輕患者更不易就診,而在中國香港的研究則認為年齡、職業(yè)、受教育程度與是否就診無關。醫(yī)療體制本身(如是否實行公費醫(yī)療、居民享用醫(yī)療資源的便捷程度,以及人們的支付能力等)對IBS患者的就診也起到一定作用。熊理守等在廣東的研究發(fā)現,患者就醫(yī)偏好、腹痛持續(xù)時間、存在腸外癥狀與是否就診存在顯著相關性。綜合分析,影響和促使IBS就診的重要原因可能為心理因素及腹痛嚴重程度。
危險因素和(或)相關因素分析
心理社會因素與IBS:IBS作為一種功能性胃腸病,心理社會因素在IBS的發(fā)病中有重要作用。目前研究中對心理社會因素評價較多的方面包括心理特征、人格障礙、心理障礙性疾病,以及兒童時期身體或性方面受虐史等。有研究認為IBS的患病率與性格特征有關,IBS患者更易存在神經質、情緒易激惹、焦慮和抑郁。Nicholl等在英國進行了一項前瞻性研究,對3732名受試者隨訪15個月,發(fā)現基線水平受試者病態(tài)行為模式、軀體化癥狀、睡眠障礙、焦慮抑郁狀態(tài)、心理困擾將會預測IBS的發(fā)生,且均為***危險因素。也有研究發(fā)現IBS患者癥狀自評量表-SCL-90(symptom check list 90,SCL-90)評分更高,總的生活事件壓力更大。兒童時期接受心理壓力**亦會影響成年后患IBS.兒童時期受到體罰、心理虐待、語言攻擊和**待均與成年后發(fā)生IBS相關。Halland等在美國的研究發(fā)現兒童時期父母離異、家庭成員健康障礙、目睹暴力亦是成年后易患IBS的危險因素。另外,存在精神疾病家族史亦被認為是IBS發(fā)病危險因素之一。
腸道感染與IBS:腸道感染與IBS關系的研究較多,很早就有學者提出了感染后腸易激綜合征(post-infectious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PI-IBS)這一概念,腸道感染與IBS兩者聯系緊密。有研究發(fā)現PI-IBS與非感染后IBS發(fā)生率總的OR值為6.03(95%CI為3.58——10.13),發(fā)展成PI-IBS的危險因素包括女性、胃腸道感染時年齡、起始胃腸癥狀的嚴重程度、胃腸炎持續(xù)時間、不良心理因素、入侵病原體的類型,并且IBS-D亞型更易在感染后出現。中國廣東省的調查結果也顯示,腸道感染使IBS發(fā)生的危險性增加(OR=1.63,P<0.05)。張璐等綜合中國5項有關腸道感染與IBS關系的研究發(fā)現,腸道感染病史能增加IBS的患病風險(OR=2.39,95%CI為1.69——3.38)。對于感染病原體,多數調查研究對象為細菌,其中包括沙門菌、志賀菌、空腸彎曲菌、大腸埃希菌等,對病毒感染后胃腸炎與IBS關系的研究較少。Marshall等在2007年對病毒引發(fā)的胃腸炎患者進行隨訪,與無胃腸炎的人群相比,3個月后兩組之間IBS發(fā)生率的OR值為6.9(95%CI為1.0——48.7),繼續(xù)隨訪6、12、24個月后,兩組之間IBS發(fā)生率無顯著差異,病毒引起的PI-IBS可能僅會在病毒性胃腸炎后短期出現。
飲食因素與IBS:食物作為IBS癥狀發(fā)作的誘導因素在臨床上很常見,但是食物引起的不良反應非常復雜。真正食物過敏引起IBS并不常見,大多數研究傾向于認為食物不耐受可能是IBS的危險因素。其中,易引發(fā)IBS腸道癥狀的具體食物包括牛奶、奶制品、咖啡、洋蔥、豆類、蜂蜜、油炸煙熏食品等,患者會在進食無法耐受的食物后迅速出現IBS癥狀。近年來,隨著發(fā)酵性寡糖、雙糖、單糖及多聚醇化合物(fermentable oligosaccharides,disaccharides,monosaccharides and polyols,FODMAP)概念的提出,越來越多的研究認為其在IBS的發(fā)病中有重要作用。低FODMAP飲食在用于控制IBS癥狀時效果顯著,能較好地改善腹痛、腹脹、腹部不適并減少IBS-D患者排便次數。對于FODMAP導致IBS腸道癥狀的病理生理過程,有研究發(fā)現,FODMAP在小腸內難以吸收,其滲透作用導致腸腔內水含量增加,而且FODMAP進入結直腸后與腸道細菌共生,提供腸道菌群發(fā)酵底物,導致氣體產生,使腸腔擴張,這些改變均能導致并加重IBS癥狀。李曉青等在對中國IBS流行病學調查的現狀分析中也提到,飲食是影響IBS發(fā)病和患病率的一個因素。
肥胖與IBS:肥胖常見于西方國家人群,但近年來存在全球化的趨勢,目前有較多研究提出肥胖與IBS存在一定關系。有研究發(fā)現肥胖患者的胃腸癥狀更為明顯。韓國一項研究發(fā)現內臟性肥胖與腹圍是IBS的***危險因素,尤其與IBS-D更為密切,而BMI及皮下脂肪厚度與IBS不相關。日本的一項研究則認為低BMI與IBS顯著相關。另外,瑞典的一項研究認為BMI與IBS無明顯關聯。肥胖與IBS的關系目前尚存爭議,但更多研究傾向認為肥胖可能是IBS的一個危險因素。有研究發(fā)現,肥胖者飲食習慣的特點也會影響IBS癥狀,他們更易進食低纖維食物、高能量的碳水化合物、高脂飲食,而這可能會影響糞便滲透壓、胃腸道產氣、胃腸運動。而且肥胖者對食物的飽腹感下降,可增加餐后IBS癥狀發(fā)作的頻率。另外,肥胖者腸道菌群失調與IBS腸道微生態(tài)失衡存在共通之處,這也是兩者之間存在聯系的可能原因之一。
此外,受涼、進食涼食、腹部手術和使用抗生素或止痛藥等均可能增加IBS發(fā)病的機會,但其確切關系仍需進一步研究證實。
IBS的影響
IBS作為一種慢性疾病,不會威脅到患者生命,但是由于其癥狀遷延不愈,嚴重影響患者生命質量,導致患者社會功能下降,增加醫(yī)療資源消耗,對患者及社會造成重大的經濟負擔。許多患者由于反復出現腹痛及排便習慣性狀改變,進而擔心自己罹患嚴重疾病,例如癌癥等,因此情緒低落,出現睡眠障礙,感到疲憊不堪。這一方面增加了患者就診頻次,另一方面也導致患者出現學習工作缺勤情況。在美國,每年約有310萬的IBS就診人次,直接和間接醫(yī)療費用超過200億。其中直接費用由就診、診斷性檢查、治療和住院引發(fā),間接費用是由于生產力下降、曠工、長期生病和非必需手術造成。有調查發(fā)現,IBS人群存在更高的手術率,與非IBS病例比較,行膽囊切除術的比例要高出3倍,闌尾切除術和子宮切除術的比例要高出2倍,腰背部的手術比例要高出1.5倍。在英國的一項調查顯示,12%的患者由于患病被辭退工作,47%曾出現曠工,其中曠工<5 d、5——10d、>11d分別占曠工患者的40%、21%和7%.IBS除加重患者及社會的經濟負擔外,患病人群的生命質量與健康人群相比更是明顯下降。生命質量包括心理狀態(tài)、社會功能、生理功能的綜合情況,是對患者生存狀態(tài)的一個總體評價。Chang對相關流行病學資料分析后發(fā)現,IBS患者心理壓力與腸道癥狀嚴重程度與其生命質量下降顯著相關。
結語
IBS是一種常見病,全球范圍內IBS患病率從1.1%至45.0%不等,其中中國的患病率為5.0%——6.0%,依地域、調查方法、調查對象和診斷標準不同,各個研究中IBS患病率存在較大差異??傮w上,IBS患病率女性略高于男性,但無顯著差異;各個年齡階段均有發(fā)病,但以中青年更為常見,在老年人中IBS患病率有所下降。雖然IBS嚴重影響患者的生命質量,但是只有少部分患者存在就醫(yī)行為,精神因素、腹痛嚴重程度是影響其就醫(yī)的主要因素,飲食因素、腸道感染、心理社會因素可能是IBS發(fā)病的危險因素。
腸易激綜合征(IBS)是一種常見的胃腸道障礙,以腹痛或腹部不適為特征,伴有...[詳細]